近日，環保部發布《關于推進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要求以環境污染治理“市場化、專業化、產業化”為導向，推動建立排污者付費、第三方治理與排污許可證制度有機結合的污染治理新機制。

《意見》對第三方治理的實施細則做了進一步規范，同時提出在京津冀、長三角及珠三角等重點區域試點實施限期第三方治理，并且支持第三方治理單位參與排污權交易等。專家表示，此次《意見》的出臺顯示了政府持續推進第三方治理的決心，但第三方治理在中國的現狀下仍面臨著諸多問題。

第三方治理緣何落地難?

第三方治理是相對于我國傳統的“誰污染、誰治理”模式提出的，原來是排污企業自行解決治理問題，第三方治理則是排污企業付費、第三方環保機構治理，實現“產污”和“治污”分離。

相對于原有的排污企業自行治理的模式而言，第三方治理具有極大的優勢。全國工商聯環境服務業商會秘書長駱建華接受中國財富網采訪表示，首先，第三方治理可以使環保部門的監管對象更加集中可控，以前政府需要監管千家萬戶的企業，現在變成了比較集中的第三方治理機構。其次，可以刺激環保企業和產業的發展。最后，交由專業化機構治污可以極大地提升效率，降低治理成本，這也是第三方治理最大的好處。

我國推行第三方治理已久，早在2015年1月，國務院印發《關于推行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見》，明確了要在環境治理領域大力推進第三方治理的發展。但是兩年以來，該模式推進速度緩慢，環保第三方治理市場也始終不溫不火。

駱建華表示，第三方治理的推行存在阻力，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工業企業污染治理的動力不足，這也與此前我國環保執法較為溫和有關。“過去我們的環保治理存在一種‘囚徒困境’，企業要治污就會增加成本，傳導到產品就得提高產品價格，在市場中價格高的不具備競爭力，治污的企業不得不退出，那些不治污的企業反而能夠生存下去，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結局。”

第二是責任主體不明確，排污企業與第三方治理機構之間責任邊界不清。此次《意見》中明確規定，排污企業承擔污染治理的主體責任，第三方治理單位按有關法律法規及合同要求，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和合同約定的責任。

第三是支付問題。不僅存在排污企業的支付信用問題，還有上游企業經營狀況不善導致環保公司承受連帶風險的問題。《意見》中提出要探索引入第三方支付機制，依環境績效付費，保障排污單位和第三方治理單位權益。“這里的第三方支付類似于一個中介，比如企業先將錢付給銀行，等到環保部門審核達標后再支付給環保公司，可以說為支付問題做出了一定保證。”駱建華表示。

近年來，一些大型化工企業和化工園區也在嘗試采用第三方治理，主要的模式包括委托治理和托管運營兩種。前一種模式對于第三方環保機構來說成本很高，存在較大融資壓力。本次《意見》中提出，鼓勵地方設立綠色發展基金，積極引入社會資本，為第三方治理項目提供融資支持。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決第三方治理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即資金問題。

第三方治理實施土壤在于環保監管

實際上，“第三方”這一概念的本源是在政府監管方、工業排污方和環保治理方中，環保治理方作為第三方。引入第三方之后，打破了原有的治理格局，政府的角色是否發生了變化?E20研究院執行院長薛濤表示，監管將是環保執法部門永恒的主題。良好的環保監管形成的健康環保體系，也是第三方治理實施的土壤。

企業實行第三方治理不是強制性的，而是商業性的自主行為，政府只能鼓勵和促進。因而企業需要經濟上行為動機。第三方治理的設計初衷是降低治污成本，這也是企業最根本的動機所在。“但這需要建立在嚴格的環保監管、好的環保制度的基礎之上。只有當企業不達標就會被處罰，處罰的成本太高，企業才會去找第三方進行治理。但現在企業自己做治污，可以偷排，可以不被處罰，或處罰的成本不高，企業就不會去找第三方來降低成本。”

本次《意見》提出支持第三方治理單位參與排污權交易。排污權交易在我國試點近十年，一直沒有得到大范圍推廣，薛濤認為這與第三方治理面臨的問題一樣，依然是環保監管方面的不足。“現在環境成本還沒有進入價值體系，環境污染的負外部性沒有成為企業的生產成本，排污權的發展就很難。只有當所有排污行為都要收費，并且收費足以體現環境成本時，排污權才有意義。”

按照西方國家實施第三方治理的經驗，一般情況下需要在工業企業環保達標率達到80%以上，第三方治理才能得以大范圍推行。“但現在我國是70%的工業企業污染排放不達標，只有30%達標，這個土壤根本沒有建立起來。”

今年以來，我國環保督查風暴席卷全國。不久前第四批中央環境保護督察也已全面啟動，將實現對全國31省(區、市)督察全覆蓋。但環保督查的推行困難重重，需要解決能源供應、民生、就業、區域發展等矛盾。因此，薛濤認為，我國環保監管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在形成良好的環保監管體系之前，新制度、新工具的設計都暫時無法真正起到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