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保護稅法》是我國第一部專門體現綠色稅制、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單行稅法，將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業內認為，作為我國第一部專門體現綠色稅制、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單行稅法，其不僅在依法治國層面意義重大，也將在防治環境污染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提升環保治污積極性環保稅仍待細化標準

媒體最新報道稱，《環境保護稅法》將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意味著我國施行了近40年的排污收費制度將退出歷史舞臺，環保稅即將開征。

為保障環保稅順利開征，目前稅務部門正與環保部門密切配合，做好開征準備工作，包括交接排污企業信息、稅源摸底和信息共享平臺征管系統開發等。環保稅法實施條例也即將上報國務院審議。

排污費制度的弊端日漸積重，環保形勢越加嚴峻化，加上經濟綠色生態發展的主客觀要求加重，環保稅的即將落地也在情理之中。

只是數十年的制度一朝即廢，新制施行也將難言順利。在保增長與保環境矛盾激烈化的當下，各地如何用好擴增的權力，解決費改稅的征管難題，科學合理地確定本地區應稅大氣污染物和水污染物項目及其具體適用稅額，避免環保稅進入“黑風洞”，不啻于一項重大挑戰。

環保稅將掀起一場加快肅凈環保問題的風暴，還是制造一場破壞力更甚的風暴?

為什么費改稅

環保稅啟征，一大重要緣由是排污收費制度不再適用環保發展趨勢。

我國排污收費制度實施多年，對防治環境污染起到重要作用，但隨著生態文明建設更深層化，其本身積累的問題也不斷暴露出來。

其中有兩個現象就飽受詬病。

其一，排污收費征收標準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導致排污企業寧愿繳納排污費，也不愿投入資金改進生產工藝或進行污染治理，

其二，有些地區協議征收、任意減免現象較為嚴重，地方行政干預下，排污收費執法不嚴，使得一些重點排污企業因“政策性免征”少繳納或不繳納排污費，更甚者，排污收費成為部分企業“減負”的手段之一。

更深層面來說，經濟增長高壓下，不少地方政府常把“環境容量”作為招商引資籌碼，犧牲環境保GDP，造成環保不力乃至惡化的局面。

稅代替費，是要賦予更強的執法剛性，簡單來說，不繳納排污費是不守規矩，但不繳納環保稅就違法了。

中央財經大學曾預估，環保稅開征后，每年環保稅征收規模可達500億元。這相比排污費更多，但征收該稅的目的不在于獲取更多財政收入，因為整體規模并非很大，且屬于調節型稅種，將通過稅收機制倒逼高污染、高能耗企業轉型升級，減少污染物排放，進而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從而在未來建立起“企業多排多繳稅，少排少繳稅”的良性機制。

按照立法原則，環保稅是“稅負平移”，從排污費“平移”到環保稅，征收對象等都與現行排污費保持一致，征收對象為大氣污染物、水污染物、固體廢物、噪聲。

不過兩者相比，有所不同。相較于排污收費制度，環保稅法規定了大氣污染物和水污染物的稅額幅度。以10倍為限，大氣污染物為每污染當量1.2—12元，水污染物為每污染當量1.4—14元;同時根據減排幅度增加一檔稅收減免的規定，即納稅人排放應稅大氣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濃度值低于規定標準30%的，減按75%征收環境保護稅。

財政部官員此前表示，現行的財政體制，排污費是實行中央和地方1：9分成，考慮到地方政府承擔主要污染治理責任，以后擬將環境保護稅全部作為地方收入，中央不再參與分成。

這意味著地方政府環保治污的積極性將有望提升。

征管是最大挑戰

每項改革背后多少都意味著既有利益和機制格局再調整，初衷與結果是否一致成為關鍵。

環保稅作為新開征的稅種，涉及面廣，收費與征稅兩套制度要進行轉換，政策和征管上都需做很多前期工作，包括起草稅法實施條例，細化具體政策和征管措施，開發征管系統等。

這也可解釋為何環保稅法從通過到實施設置了一年多的過渡期，其目的就在于做足準備，使收費與征稅兩套制度平穩過渡。

按環保稅法規定，由稅務部門主導征稅，環保部門扮演協助的角色，不直接和納稅人產生關系，而是提供稅基數據。

這樣導致的利弊也難以避免。

一方面，稅收收支兩條線的大方向由此確立。過去排污費由環保部門收取，其屬于行政收費，收上來后，可能不只用于治污，也將可能用于環保部門的行政開支，不夠規范。而環保稅會進入財政體系，環保部門行政開支由財政系統發放。

另一方面，過往的排污費是環保部門的一項權力，費改稅后，征收職能歸稅務部門，可能會削弱環保部門權威，從而降低監管剛性。

稅務部門與環保部門是否形成良好協作，成為一大關鍵。

業內聲音認為，作為一種特殊稅種，征管模式由原先環保部門“自收自管”，轉為“企業申報、稅務征收、環保協同、信息共享”，這一模式將可能成為最大的挑戰。

按環保稅法規定，企業自行申報、稅務機關抽查核定是繳稅金額多少的主要依據。區別于其他稅種，環保稅的征收以排污情況及其統計數據為基準，納稅對象無法自報，稅務機關無法核定，須由環保部門先對應稅污染物進行核定，這就造成了核定與稽征“兩張皮”現象。

此外，企業的排污或減排數據的真實性如何保證，也是不小難題。環保稅實施后，企業減排數據將是決定企業是否能夠減稅，或者繳納以及需要繳納多少稅的關鍵。

而污染物排放測量有復雜測定技術和整套標準，稅務部門要和環保部門就技術依據、稅基確定等進行溝通和技術協調，需要更加科學合理測定。一個不太好的現狀是，由于環境監測設備行業發展時間不夠長，環境監測運營、社會化監測也起步不久，監測數據造假時有發生。

再回到地方層面。

環保稅落地，對地方政府而言，權力變大了。此次環保稅法規定了稅額標準的下限和上限，比如上述的大氣污染物為每污染當量1.2—12元，水污染物為每污染當量1.4—14元，各省份可在這10倍范圍內選擇具體的適用稅率。

這一規定或將可能成為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其給予地方政府更大裁量權，能發揮地方政府的主動性，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各地稅制不一，同行業企業稅負不同，影響企業執行新法的積極性。

另外，GDP高壓目前遠未解除，尤其在當下經濟下行壓力增加，環保形勢愈加嚴峻的形勢中，保增長與保環境的沖突將更為激烈，如何平衡兩者，對地方執政者來說，挑戰更大。而環保稅將可能為地方政府降低環保要求留下空間，亟須進一步細化標準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