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指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正處于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關鍵期，已進入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的攻堅期，也到了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窗口期”。如何理解“三期”特別是窗口期的判斷?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工程院院士、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院長王金南。
如何準確把握窗口期的含義?
當前具備了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基礎條件，如果不抓住機會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以后會付出更大更沉重的代價。
中國環境報：“關鍵期、攻堅期、窗口期”，這三期是對當前形勢的準確判斷，需要地方黨委政府、生態環境部門以及全社會充分認識到其中的重要意義。關鍵期、攻堅期容易理解，對于窗口期該怎樣準確把握?
王金南：“關鍵期、攻堅期、窗口期”是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站在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階段的高度，根據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客觀規律，做出的重大科學判斷，對我們明確工作目標和方向非常重要。
關鍵期，強調的是我國城鎮化、工業化、農業現代化還未完成，資源能源消耗還在持續增長，主要污染物排放仍處于高位，因此，我國生態環境保護還處在壓力疊加、負重前行的階段。
攻堅期，強調的是我國經過大規模的治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向污染宣戰，深入實施三大計劃，生態環境已經初步好轉，生態環境保護進入攻堅階段。而老百姓對美好生態環境的需要快速增長，需要通過攻堅解決一批突出環境問題，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態環境的需要。
而總書記提出生態環境保護到了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窗口期，我理解至少有兩個層面的含義：
一是我國當前具備了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基礎條件，進入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改善環境質量的窗口期。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國家現代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日益增強。目前全國GDP總量已經接近83萬億元，財政收入超過17萬億元，人均GDP達到8800美元。預期至2020年，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左右(2015年不變價)，接近高等收入國家門檻。第三產業占比將上升至56%左右，接近澳大利亞、芬蘭、日本等1980年代前半段水平，有能力提高生態環保投入，有可能實現不欠新賬多還舊賬。
而且全國各地經過長時期、大規模的生態環境治理，積累了豐富的管理與實踐經驗，積累了一批生態環境治理技術力量和人才隊伍，形成了一批有效的治理模式和治理企業，基本具備了解決我國最復雜生態環境問題的經濟技術條件。各地在探索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形成了一大批生態環境保護與社會經濟協同發展的典型模式和先進經驗，具備以點帶面，帶動全國生態環境改善的基本條件。
二是作為窗口期，意味著在當前及今后一段時期內，如果我們不能抓住機會，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以后會付出更大更沉重的代價。當前，我國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還居于世界前列，資源環境承載力達到或接近資源上線，處于一種非常脆弱的平衡狀態。在這個階段，如果不能痛下決心，轉變發展方式、加強環境治理，扭轉資源環境超載、環境惡化的趨勢，將導致更大程度的生態退化、大范圍環境惡化，大幅度降低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和環境健康水平，也將顯著增加生態環境風險，大幅提高將來生態環境治理和恢復的成本，我們將付出更加沉重的代價。所以總書記強調，我們必須咬緊牙關，爬過這個坡、邁過這道坎。
所以說窗口期既是機遇又是挑戰，機會稍縱即逝，必須加強生態環境治理的緊迫感，同時也給了我們強大的信心，生態環境保護長期以來負重前行，終于到了可能改善生態環境的窗口期，曙光在望。
中國環境報：除了經濟實力、環境管理和技術方面的條件和能力以外，有條件、有能力還包含了哪些含義?窗口期應抓住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的機會，這一時期是否與一些環境專家研究的庫茲涅茨曲線拐點一致?
王金南：生態環境保護事關全局，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相連，關系到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科技乃至國際關系的方方面面，因此這個能力和條件是多方面的。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創造性地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把生態環境保護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謀劃推進了一系列根本性、長遠性、開創性工作，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顯著成效，美麗中國建設邁出重要步伐，這是加強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政治保障。
在這個前提下，我國具備了解決突出生態環境問題的基本條件。一是全社會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認識顯著提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等理念深入人心。二是從經濟發展來看，我國已經穩定越過需要破壞生態環境求生存求發展的階段，優質生態產品、優美生態環境已經越來越成為人民美好生活的必需品。三是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深入推進，生態環境保護法治體系不斷完善，形成了中央環保督察、生態補償等一批具有中國特色的環保制度創新，生態環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已經起步。四是經過超過10年的大規模治理，我國已經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清潔煤電體系、最大規模的城鎮污水處理能力。浙江等一批地區實施了“千村示范萬村整治”的農村環境治理，具備了解決突出環境問題的管理技術能力和實踐經驗。
我們進入有能力、有條件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的窗口期，與社會經濟發展條件密切相關，與一些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研究并不完全一致，這是由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特點決定的。一是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我國生態環境保護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經濟發展階段，在全球做出我們的貢獻，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我國是世界上最早大規模開展PM2.5治理的發展中大國，在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之后，我國成為全球氣候變化和溫室氣體控制的中流砥柱。二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優越性，主動作為，全國一盤棋，決定了我國很多地方可以實現環境的彎道超車，如國家尺度的大規模生態補償、脫貧攻堅戰等，避免了很多地方尤其是西部地區走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恢復的老路。
? 為什么要明確黨委和政府主要領導是生態環境保護第一責任人的要求?
抓住黨委政府第一責任人的要求，也就抓住了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落實機制的關鍵。
中國環境報：當前，我們有條件有能力解決生態環境突出問題，但為什么有些地方仍然存在忽視生態環境治理、單純追求GDP的現象?其根源是什么?會議強調“堅決擔負起生態文明建設的政治責任”“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主要領導是本行政區域生態環境保護第一責任人”。您認為，第一責任人的要求是否能促進其從根本上發生轉變?
王金南：這些問題還普遍性地存在，我想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從認識的提升、制度的完善到發展方式的轉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傳統的思維方式、管理模式和發展方式都存在巨大的慣性，難以急剎車、急轉彎，難以一步到位、立竿見影。二是轉型發展還受到穩增長、保民生、保就業的底線壓力，很多地方還面臨經濟貧困與環境退化的雙重壓力，部分地區還不能急于求成。三是我們的法治體系、管理制度、管理能力還不健全，守法成本高違法成本低的現象還普遍存在。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還是在于強化黨委政府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統一領導，統籌處理好發展與保護的關系，實現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保護的辯證統一、統籌推進。
這些問題也告訴我們，盡管我們已經進入窗口期，但生態環境保護絕非就此進入快車道，絕非就此順風順水，絕非能一蹴而就。還必須堅定信心、咬緊牙關，以釘釘子的精神，集中精力打幾場攻堅戰、殲滅戰。
本次大會在生態環境保護制度上，最重大的制度改進，就是全面加強黨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領導，明確各級黨委和政府主要領導是本行政區生態環境保護第一責任人。生態環境搞得不好，要問責省委書記、市委書記、縣委書記，問責省長、市長、縣長。近年來，省級和一些地市黨委、政府領導才真正開始把環境保護主要責任扛在肩上，但不少地方還認為是環保局長的責任，縱向到基層縣鄉的壓力傳導機制仍然沒有有效建立。因此，抓住黨委政府第一責任人的要求，也就抓住了生態環境保護責任落實機制的關鍵。
抓住了這個關鍵，這一制度的根本落實，還需要建立完善的配套政策和管理體系。一是從政治上，要求各地黨委政府要堅決扛起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政治責任，作為加強黨的建設、黨的領導的重要內容。二是堅持“黨政同責”，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強化對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總體設計和組織領導，統籌協調處理重大問題，指導、推動、督促各地各部門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重大政策措施，要有明確要求。三是堅持管生產的、管發展的、管行業的要按照“一崗雙責”要求，制定責任清單，落實生態環境保護職責。四是完善環保督察機制，強化評估考核和督察問責，建立激勵獎勵和考核問責制度。五是建立強有力的生態環境保護協調推進機制，各級黨委應設立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常設機構。
中國環境報：改革開放40年，我們有了很好的經濟基礎，應該有條件有能力去加大治理環境污染的投入，但當前一些地方仍然存在投入不足的情況。對此，您認為是否應有對地方政府加強生態環境投入的硬性規定或具體比例?對此您有哪些看法和建議?
王金南：從國際經驗來看，污染治理投入需要達到GDP的1.5%，才可能實現環境質量基本不惡化;達到GDP的3%，才能實現生態環境質量的穩定好轉。從我國近幾年情況來看，我國環境治理投資占GDP的比重在1.7%~2.0%左右，但其中有很大比例是城市景觀綠化建設、燃氣等基礎設施建設，因此環境污染治理的直接投入比例遠低于1.7%。在全國尺度上，這個數值還有很大的區域差異，部分經濟發展滯后地區尤其薄弱。要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還需要進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尤其對一些目前環境污染重、歷史欠賬多的地區來說更是如此。
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需要堅實的投入保障，需要真金白銀。一是對一些環境污染重、環境質量差、歷史欠賬多、環境風險高的地區，應該有硬性的要求，如環境治理投入不得低于GDP的3%。二是充分利用人大、社會監督的作用，將環境治理投入這一指標，作為地方政府向人大匯報的主要內容，在全國以省和城市為單位，將本地區環境治理投入及占當年GDP的比例曬出來。三是對于一些生態功能重要、貧困人口集中、環境退化嚴重的地區，也要加強生態環境保護與扶貧聯動，確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不掉隊。
王金南
王金南1963年生，浙江武義人，先后獲清華大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現為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環境保護與政策模擬重點實驗室主任，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環境規劃和政策研究，擔任國家重大科技水專項、大氣重污染成因與治理等專項總體組專家和主題組組長，獲國家第一批百千人才工程、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中共中央直聯專家、國家先進環境科技工作者以及20項國家和部級科技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