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到綠色金融的時候，很多金融界人士會認為，綠色金融就是要求金融機構在進行金融業務運作時關注環境責任，或者需要給具有公共物品特性的綠色服務投資，無論是哪種，對金融機構來說，更多體現的是限制，是社會責任，而不是業務和機遇。但是，國際金融界普遍認為，綠色金融是主要金融業務之一，能夠實現履行社會責任與獲得盈利的統一。為什么會有這樣不同的認識呢？

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國內金融機構對綠色金融的內涵還沒有完整清晰的認識。綠色金融業務分為綠色金融風險管理業務和綠色金融機遇管理業務，這兩種業務，對金融機構來說，都是提升業績而不僅僅是責任和負擔。

金融機構將綠色金融納入其核心業務范疇是從綠色金融風險管理開始的，其發源，來自于美國的超級基金法。20世紀70年代，美國爆發了嚴重的棕地污染，需要大量的修復資金和賠償資金。因為土壤污染的長期潛伏性，其爆發的時間往往距離污染排放的時間有幾十年的滯后期，因此，很難用污染者付費原則從直接的污染企業獲得污染修復和賠償費用，而棕地都聚集在城市市中心，污染修復和賠償損失資金額度非常大，財政無法承受。這時，一些環境經濟學家提出應該對污染者付費原則中的污染者進行重新定義，除了直接的污染企業外，所有享受了污染紅利的機構都應該納入污染者概念，并承擔付費責任。作為資金提供者的金融機構毫無疑問是享受了污染紅利的，因此被作為污染責任人之一，被寫進法律。很多法院開始在各種污染訴訟案件中裁定金融機構也應共同承擔清污修復和賠償責任，由此給金融機構帶來很大的資金損失和聲譽損失，金融機構開始主動推動環境和社會風險管理，最著名的就是赤道原則。

赤道原則并不是金融機構履行環境與社會責任的原則，而是金融機構管理項目融資業務中環境與社會風險的國際標準。各大國際領先銀行都將赤道原則的執行放在核心業務部門，屬于重要的信貸風險管理業務之一。無論做不做綠色金融，因為環境法規對金融機構的追責，金融機構都要承擔污染造成的環境和社會損失，這對金融機構的收益是巨大風險，只有開發出專門針對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的機制、標準和工具，才能規避或者降低這種損失。因此，很多國際金融機構，例如渣打、花旗、匯豐等銀行，都將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作為主體業務之一，他們認為，進行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可以減少信貸損失、提高股票價格、獲得更好聲譽、拓展更多業務和獲得更多更好的合作伙伴。

綠色金融機遇管理業務，來自于在全球可持續發展背景下，各國都加強了綠色標準和環境法規的管理，這就推動了一大批綠色產業的發展。如大家最熟悉的新能源、節能行業、污水處理、垃圾處理等。在全球氣候變化倡議推動下，受各國的碳稅政策等的影響，新能源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成為一個投資熱點。中國為了推動新能源發展，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例如環境稅，因為煤電會釋放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而通過對這兩種污染物的排放征收較高的環境稅，必然會加大使用煤電的成本，從而使新能源的相對價格下降，必然會有利于新能源產業的發展。最近國家又在推動煤炭使用許可證制度、總量控制下的全國碳交易制度等，必然進一步在市場中加大新能源使用的優勢，使新能源產業成為金融機構的投資熱點。

污水處理行業作為比較成熟的環保產業，在世界各國都已經成為金融機構的投資熱點，例如全球水務巨頭蘇伊士、威利雅等。值得高興的是，近年來，中國的水務公司也得到了飛速發展，《in Depth Water Year book》發布了全球前40水務公司排名，中國的北控水務、首創股份、上海實業、天津創業環保、桑德國際、中國水務、重慶水務、光大水務、康達國際、粵海投資、江西洪城水業、中信水務、國禎環保等13家環保公司位列其中。但是，與國際著名的水務公司相比，中國水務公司更多依托的是國內巨大的污水處理和再生水使用市場，而在國際市場的拓展中還有差距。而蘇伊士、威利雅等國際著名的水務公司，其本國業務在其總業務中所占比例較小，更多的業務來自國際市場的拓展，例如，中國第一批PPP模式的污水處理業務，基本上都是被蘇伊士、威利雅等國際水務公司承包了，中國的水務公司是在學習了他們的商業模式和管理運營模式后才逐漸成長起來。

毫無疑問，污水處理是公共物品公共服務，但隨著全球公共服務民營化浪潮，發達國家基本上都通過PPP模式將投資建設運營的責任轉移給社會資本，政府主要承擔規劃和監管的責任。

由于綠色金融機遇的業務管理主要支持的是綠色產業，大部分具有公共服務性質，所以一般采取PPP模式供給，有兩種商業模式，一種是政府授予特許經營權，例如污水處理、垃圾處理等，盈利資金來源于使用者付費，即通過政府幫助收取的污水處理費、垃圾處理費等。因為沒有獨立定價的權利，一般是需要與政府議價，政府在與相關公司商談價格的時候，采取的是保本微利原則，這也是大部分公共服務民營化在與民營資本議價時的基本原則。因為是吸納民營資本，所以一定要保本有利，否則民營資本不會愿意進入，因為是公共服務，提供的是民眾必須的公共物品，每個民眾，無論貧富，都需要通過付費獲得，所以，政府必須控制微利，否則對于城市相對貧困的人口，就會造成過大壓力和負擔，甚至引起社會問題。另一種模式是采取政府財政購買公共服務。例如，一個城市綠地公園，提供的是公共服務，建造一個這樣的綠地公園假如需要8億元，如果引入民間資本來減輕財政負擔，可以采取PPP模式用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政府與承擔綠地公園建設運營的公司簽訂20年PPP合同，由社會資本負責投資8億元建設這個綠地公園，并負責運營20年，20年后綠地公園返還給政府。政府每年出4000萬財政資金租賃該綠地公園，按照運營成本支付運營補貼，并上浮8%-12%作為保本微利的利潤。對于民營資本來說，獲得了綠地公共服務供給的業務，可以在20年中獲得穩定的利潤。對于政府來說，本來一次性就要付出8億元財政資金，現在通過社會資本的進入，相當于分期20年付款的方式提前供給了更多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而且，因為分期20年付款，財政購買公共服務時，可以每年驗收其公共服務質量，例如綠地維護是否良好、樹木栽種密度是否合格、園林湖池的質量是否良好維護，驗收后再付租賃費和運營費，提高了公共服務的質量。

由于綠色產業的公共服務特性，因此綠色產業有保本微利、收益穩定的特點。但綠色產業因為每個單項項目資金需求量都很大，這種保本微利對民營資本來說就轉化為很大的業務，利潤率雖然不太高，但利潤總量十分可觀。在目前全球經濟都不是很景氣的情況下，綠色產業的保本微利、收益穩定、資金額度巨大的特點，使其成為各國金融機構爭搶的投資熱點。

中國正處于向綠色經濟的轉型時期，大量的綠色產業崛起，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給金融機構提供了大量的綠色投資機遇。及時抓住綠色投資機遇，是各個金融機構獲得競爭成功的關鍵。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綠色金融市場是典型的政策性市場，綠色金融市場的培育，是需要各方面政策強勁支持的。因此，我國綠色金融市場的發展趨勢和發展空間，還要依托于綠色金融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嚴格執行。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生態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